编者按

　　近日，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贵州省法学会应用法学研究会、贵州省法学会大数据法治研究会、河北省地方法治建设研究会、贵州法治蓝皮书课题组主办的“法治智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研讨会”在贵阳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贵州警察学院法律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政办公室、科研处、智库处、法律研究所等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与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法治智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聚焦法治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法治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参会学者结合研讨会专家学者发言形成系列理论文章，旨在凝聚智慧、关注实践、助力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贡献法学研究力量。

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的基本方法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作为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成为中国最早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法治理论观点形成和重大法治方针政策制定实施中发挥重要决策咨询作用，其法治智库身份获得广泛认可。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智库作用。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号角。这为新时代法治智库建设指明方向。全国社科院系统内设的法治研究机构均为法治智库，法治智库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法治智库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领会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围绕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围绕重点工作任务建言献策，围绕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调研，围绕各地区、部门依法治国实践总结经验、研判形势；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注重理论与方法创新。同时，法治智库建设要有大局观，以基础理论为依托，重视应用、实践、对策性研究，注重研究的建设性、科学性及跨学科性。方法一般是指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总体而言，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的基本方法是：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党代会确定的主战略、主定位，紧密结合每年度的地方经济工作会议、地方政法工作会议等精心谋划研究选题，与地方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高质量长效合作机制。法治智库的职责使命是为党委政府进行法治决策提供咨询产品及服务，其外部关系既决定着自身决策产品生产链的建构，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决策咨询产品本身的质量与效益。

　　共同培育法治智库与地方党委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从法治智库角度而言，可以考虑从几个重要环节开展工作。第一，研究选题发起，面向地方党委政府法治重点工作，邀请地方党委政府参与。法治智库应积极主动了解和掌握国家及政府法治工作进程，紧密结合地方法治建设进程有针对性地谋划法治智库决策研究选题。同时邀请地方党委政府有关人员参与法治智库选题研究，或通过多种方式向其征求对法治智库研究选题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法治智库选题研究过程与地方党委政府共同研讨。法治智库在选题项目研究过程中应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沟通协调，以多种方式针对项目研究问题共同研讨，避免闭门造车。可邀请地方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加入，加强研究过程协同参与。

　　从地方党委政府角度看，第一，建立地方党委政府决策研究需求发布机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建立可使法治智库迅速知晓地方党委政府工作动态的信息渠道，保障法治智库能够及时介入相关沟通与协同研究。第二，建立面向法治智库的内参上报渠道。开辟多层次多领域的上报渠道及路径，并向法治智库公开相关渠道信息与流程。同时，建立可利用网络平台上报法治智库内参的创新方式，适度打破传统复杂程序，提高决策研究成果送达效率。第三，建立法治智库决策咨询成果使用及反馈机制。地方党委政府部门及时反馈对法治智库报送成果的使用或未使用情况，是地方党委政府与法治智库之间的一个良性互动机制，需要为此建立规范的反馈渠道与反馈方式。相关信息及时传递，有利于激励法治智库的决策研究，引导法治智库适时调整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此同时，需要尝试建立新媒体渠道的快速信息联络机制。

　　共同打造法治智库与地方党委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法治智库与地方党委政府之间需要增进面对面的沟通，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必要的沟通与交流。第一，灵活多样的定期或不定期沟通。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高速节奏决定了地方党委政府与法治智库之间定期或不定期通过灵活多样方式沟通的重要性。地方党委政府部门与法治智库机构是决策研究中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主体。双方需要建立定期或不定期沟通机制，以便使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信息及时有效的传递给法治智库研究机构，同时也使地方党委政府了解法治智库的研究工作进展、创新点及难点。第二，不同形式的交流。以地方党委政府发起或法治智库发起的研讨会、交流会等不同形式，使地方党委政府相关人员与法治智库研究人员集中探讨与交流前瞻性战略性决策问题，共同拓展思路。第三，共同调研考察。地方党委政府相关人员和法治智库研究人员共同参与调研能够为法治智库研究提供更方便调研条件，同时更有效增进多方交流与协同研究。

　　（执笔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 胡月军 罗承艳）

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的重要载体

　　法治智库类型与重要载体

　　目前我国的法治智库的类型主要分为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政策法规处（研究室）、中国法学会及各省法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及各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法律）研究所、综合性高校、地方院校的法学院及法学类人文社科基地、专门政法院校，人员构成以行政官员及工作人员、法学学者以及部分法官、检察官为主。从载体角度看，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政策法规处（研究室）、中国法学会及各省法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及各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法律）研究所、综合性高校、地方院校的法学院及法学类人文社科基地、专门政法院校，是法治智库在服务地方发展中的重要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各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法律）研究所，是我国现有体制下的专门的法治智库，积极贯彻落实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省的工作要求，着力于实现法治智库应有之功能，为法治发展建务实之言、献睿智之策、谋惠民之事，切实担当起助力法治事业高质量发展“人才库”和“智囊团”的职责，推动各项工作抓落实、有创新、见成效。

　　就综合性高校、地方院校的法学院及法学类人文社科基地、专门政法院校等高校法治智库，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要建设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法治高端智库，以强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研究。可见，党和政府充分重视法治智库在法学理论研究发展中的创新作用。上海市全面依法治市研究会按照《上海市全面依法治市研究基地建设实施方案》，整合上海市优质法律资源，凝聚法治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专家学者，聚焦全面依法治市的重大命题展开研究，启动了酝酿、报名、答辩、评审程序，通过严格筛选，最终确定了九所高校成为首批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基地，即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基地、地方立法研究基地、法治政府建设研究基地、公正司法研究基地、基层治理研究基地、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基地、涉外法治研究基地、公共法律服务研究基地、长三角区域法治协作研究基地，构建了依法治市领域九大法治智库，其经验值得各地借鉴。近年来，许多综合性高校、专门政法院校和地方院校对原有的法学类人文社科基地、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进行改造升级，加强对校内外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的系统整合和优化配置，不断深化法学的应用型、对策型研究，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高校法治智库，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用好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

　　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政策法规处（研究室）、中国法学会及各省法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及各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法律）研究所、综合性高校、地方院校的法学院及法学类人文社科基地、专门政法院校等各类法治智库，在服务地方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地方发展和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法治智库的专家学者多年来就地方发展及法治建设进行了大量调研，形成了相应课题调研报告、著作、论文，为服务地方发展和法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对策建议，比如贵州省法治智库专家团队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民族法治体系、维护民族大团结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法律问题研究”等国家级科研课题研究成果则是他们多年来服务贵州法治建设及地方发展的代表性研究成果。黄玲认为，法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对服务地方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刘文慧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地方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法治智库作为一种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的智力支持载体，有着重要载体功能。一是，提供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政策建议。法治智库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政策建议。法治智库汇聚了一批顶尖的法律专家、法学学者和实务工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为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法规、政策提供有力支持，确保法规、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可行性。二是，参与地方法治建设，推动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法治智库可以通过研究和推广法治理念，参与地方法治建设，提高地方政府的依法治理能力，推动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地方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三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法治智库通过对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进行调研，提出针对性的法律、政策建议，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陈立立讲述了法治智库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作用。王毓与毛伟伟指出，法治智库也有助于培养更多法治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治智库与地方发展需要存在差距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的作用，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法治智库的自身建设。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和服务能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智库专家。二是建立健全政府与法治智库的合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利。三是提高法治智库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智库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引导社会舆论。四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为地方发展提供国际化的视野和思路。

　　总之，法治智库作为服务地方发展的重要载体，应充分发挥其优势，为地方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执笔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 文新宇）

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的作用空间

　　围绕“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的作用空间”话题，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见解。

　　法治智库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法治智库能够为地方发展提供法治对策。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的最直接方式，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协助地方政府搞好法治规划的论证和策划、法规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法治政策的设计和安排等工作。贾梦嫣认为，法治建设是综合性的，不只是法治领域或者政法部门的工作，还跟党委政府的决策有很大关系，法治智库需要考虑进一步扩大法治研究成果的全方位影响力。周中举认为，法治智库需要进一步积极参与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重大问题的对策研究以及省内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工作，进一步广泛参与各地（市、州）以及县（区、市）里的法治建设工作。

　　其次，法治智库可以助力引导法治舆论。除了为地方直接提供法治对策外，法治智库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公开发表论著、在媒体上发表评论、举办相关专业讲座、培训班、研讨会等方式间接引导舆论，形成全社会的法治氛围，增进更多的法治认同。法治智库既可以“自上而下”地将政府的法治策略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到社会公众当中，助力法治建设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又可以“自下而上”地将自己的法治研究成果向公众传播，并且密切关注公众舆论，通过多种方式将公众观点传递给政府供政策决策参考。胡长兵指出，当今信息时代背景下，应当鼓励法治智库对法治舆情尤其是热点个案的关注及应答，支持法治智库人员以公开、理性、平和、专业的声音，不断推进法治宣传，助力法治建设进步。

　　最后，法治智库的作用还表现在能够为地方发展汇聚法治人才和整合法治人才队伍。法治人才是法治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法治智库核心竞争力的构成。法治智库越形成规模平台，越有影响力，就越能够为服务地方发展吸引越多的法治人才。杨海涛认为，法治智库要建立专业化团队对地方发展中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紧密结合地方法治实践需求，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具体问题，为地方提供切实可行的法治解决方案。法治智库还要大力吸纳涉外法治人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法治成果，为法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提供国际化的视野和参考。

　　法治智库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存在巨大空间

　　从相对宏观的维度看，地方法治建设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各类高质量的法治对策。吴月冠认为，法治智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拥有广阔空间，能够服务习近平法治思想地方实践、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重大行动、服务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等，法治智库通过对地方基本情况、新近趋势、共性难题等信息和观点的交流，加强合作互助、交流借鉴，从而促进更多建设性法治成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服务地方党政决策、服务地方实践创新、服务法治理论创新。文新宇认为，法治智库在服务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中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可以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诸多法治对策建议。李靖、谢忠文分别介绍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在法治智库服务地方发展方面的经验。

　　从相对中观的领域看，法治智库在地方实施各类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方面具有提出针对性建言献策的很多空间。在法治服务社会基层治理方面，李北凌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既是一项执行刑罚的工作，又是一项涉及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需要构建兼顾政策、社会和法律效果的优秀工作机制。董新新认为，警务现代化要和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通过大调解模式，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前端。在法治保障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方面，李靖认为，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加强红色法治文化搜集整理研究，推进红色法治文化传承、弘扬和实践。王晓君认为，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贵州省红色文化版权保护行动，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免费版权登记等特色做法，在法治实践与激发经济创新活力方面都取得较好的实际成效。王毓认为，要注意红色资源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供给与反哺，为当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普法等方面提供鲜明的价值指引。孟庆艳认为，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悠久，随着现代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途径、新空间，新形势下民族文化的传承性保护对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相对微观的行业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国内网民已至10.92亿人，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7.5%，一个前所未见、空前广阔的公共舆论空间已然形成。王飞认为，这对于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引导公众法治舆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伴随数字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在不断推动法治信息资源产品快速传播共享，地方法治建设应当进一步数字化地提升公众参与度，大力建设数字政府、数字检察、数字司法等，依托数字化系统高效便捷地为公众提供法治服务、开展法治宣传、回应群众法治关切、满足群众法治需求，创新推动公众参与地方法治实践。

　　（执笔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 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