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科技伦理治理提出了伦理先行的要求，同时明确要坚持依法依规开展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法律制度建设，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十四五”期间，重点加强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伦理立法研究，及时推动将重要的科技伦理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对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要坚持严格执法、违法必究。

　　在科技领域，伦理与法律这两个相互平行的轨道大有相互融合趋势。通常意义上说，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具体到科技活动中，也应当区分善恶正邪，以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道德水准来评价具体行为的正当性，并将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予以规则化。相比较而言，伦理更加侧重约束人的内部良心，强调道德的内化，而法律则更为外化，规制外在的行为。早期的科技行为往往是受个人兴趣支配，即使有一些科研组织，其行为往往也只受到共同体内部伦理的约束。随着人类大规模建制型科技成果的出现，科技伦理越来越需要刚性的法律规制，否则科技非但不能向善，反而可能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

　　事实上，科技伦理与相关法律的发展一直是携手并进的。科技伦理最先体现在人类受试这一问题上，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法、人权法亟待破解的领域。1945年，纽伦堡审判直接推动了《纽伦堡法典》的出台，受试者知情同意由此成了生命科技伦理中最基本的准则。在人类社会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后，动物福利运动的兴起赋予了实验动物更多的权利，对待实验动物的3R原则（减少、替代、优化）成为共认的伦理准则。随之而来，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动物福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科技伦理也应当运用更为高阶的法治予以治理。特别是基因编辑婴儿案将我国的科技伦理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尽管3名当事人最终因逾越科技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被绳之以法，然而法律界无不感慨，对于侵犯科技伦理法益的行为没有单列罪名，而只能勉强诉诸于非法行医罪。

　　当前，我国的科研诚信法治化事业初见端倪，而科技伦理的法治化治理却显得极为薄弱。针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科技部等20个部门联合出台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将违反科研伦理规范的行为作为科研失信行为的下位概念，以寻求科研调查法的规制。不过，从科技界的共识看，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应当是并行不悖的，广义的科技伦理甚至应当较科研诚信更为高位。因此，科技伦理的法治化治理更应当提上日程，且更上一层楼。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科技领域已经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有引领世界的趋势。此时，科技伦理的法治化治理更应当提速发展，以匹配我国科技强国事业。唯有如此，我国的科技事业才能不仅科技昌盛，而且伦理发达，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

　　《意见》的出台描画了现代伦理入法的胜景。我们期待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科技伦理制度早日得以构建，也期待我国的科技伦理能为增进人类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的智慧与制度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