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年过半百的董必武随红军北上长征。途经贵州时遇敌机轰炸，那时他带队的一名怀孕的女红军突然临产，他临危不惧把这个女红军安排到一个安全地方顺利生产，当时大家都称他为：“保护神”。离开贵州后，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赋诗一首：“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1948年5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央决定：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并迁至石家庄合署办公。董必武那时也来到这里。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已经提到中共中央的工作日程上。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摸索、积累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经验，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好准备。在解放区，由于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和性质的变化，原来“三三制”参议会政权组织形式逐步被人民代表会议所取代。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1948年6月26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边区参议会驻会参议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两区合并统一并召开华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会上有的参议员认为华北仍处战时，此次大会的召开也显急促，建议大会增加“临时”二字以便留有余地，这一建议一致通过。

　　1948年7月1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代表大会暨选举办法的决定》，对大会召开特别是选举事宜作了具体部署。各县市迅速开展代表选举工作，山西、河北、平原、察哈尔、绥远5省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了选举，选出区域代表394人，职业和团体代表173人，另外有政府邀请代表31人，代表共598人。8月5日至6日举行预备会，讨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产生的原则和名额，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等问题，选举产生了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彭真等33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以及11人组成的资格审查委员会。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场（档案图片资料）

　　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礼堂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542人，其中党员376人，非党员代表占实到代表总数的1/3。听取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及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两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华北军区两年来的军事报告、关于华北区施政方针的建议报告及《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草案》说明、《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草案》及《村、县（市）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说明，通过了以上各种报告、建议和提案审查委员会。13日至15日，各审查委员会及小组举行会议。16日、17日，各审查委员会报告工作，大会讨论。18日选举政府委员。19日，大会闭幕。

　　1948年9月20日，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讲到这里，当你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路，参观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址，追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一段重要历史，就会被党一直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进行的艰辛探索所感动。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设想，他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在这里，毛泽东告诉我们，第一，凡是叫人民代表大会，它就要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第二，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权是选举产生人民政府。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符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条件。

　　为此，董必武说道，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临时性的，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幅。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实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探索创建向相对成熟的伟大转变，使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构想在一个高层次上得以实现。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 周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