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从1934年12月转兵贵州，至1935年4月四渡赤水后战略转移离开贵州，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离开，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战斗、生活了13年。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6人组成国民参政员访问团赴延安，到7月5日离开，他们在延安一共停留了95个小时。其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三次正式商谈，走访了延安的许多地方，如延安大学、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等，还见到了彭德怀、贺龙、陈毅等一批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长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样就有了著名的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

　　谈话中，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了几天之后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表示认同：“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之所以胸有成竹，就是因为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他曾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民主中国的模型’。”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定延安为首府。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常驻议会工作报告、军事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经济建设报告等。参议会为边区的民意、立法、权力机关，大会决议同级政府的重大事务。主要职权有：选举或罢免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创制及复决边区单项法规；通过政府提出的预算，并审查决算等。边区、县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边区设常驻议员9人，县设常驻议员5人（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常委会），负责处理大会闭会期间的一切事务。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首次提出“三三制”政策，“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由此，“三三制”应运而生。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全面实行，在各级参议员和政权机关人员构成中，按照“三三制”原则来进行提名和民主选举，并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

　　建立人民管理国家的政权，是打破周期率的重要条件。从1939年1月成立到1950年1月边区撤销，参议会先后召开了3届4次参议会会议和2次参议会常驻委员、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这样的制度虽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也是政权建设史上的伟大创造。毛泽东曾经总结过边区“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使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周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