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4年9月到1957年上半年的三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相当活跃，取得相当大的成绩。据彭真回忆：“那个时候，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周总理常问是不是符合宪法？”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1955年举行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决议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些部分性质的法律，需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依照宪法第31条第19项的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单项法规的立法授权。这三年，一届全国人大共召开了三次大会，举行了89次常委会。在这三年中，除了通过了宪法和五个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外，还通过了兵役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警察条例、逮捕拘留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军官服役条例、文化娱乐税条例、华侨使用国有荒山荒地条例、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授予解放军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等20多个条例。抓紧了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起草工作，到1957年已起草刑法初稿第22稿，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发给全国人大代表征求意见。批准了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地方条例，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了关于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通过了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等。通过了关于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等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等；这些都对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障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始，全国人大每次会议都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始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这三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认真审议批准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还审议和批准了国家的年度经济计划和执行情况的报告。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周恩来总理三年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或作有关提请审议议案说明有17次之多。1956年，广西平乐县等地发生因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件，中央监委和国务院监察部进行了调查，国务院对有关失职人员进行了处理。1957年6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十三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参加大会就此事进行了专题报告，并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听取大家意见，3次发言说明情况。他说，像这类性质的事情，都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从两个方面来增进国务院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一方面，国务院认为在执行过程中值得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事情，就随时报告；另一方面，人大常委会认为需要国务院本身或者各部委报告的，可以提出来，由国务院或其部委来报告。从政府方面来说，愿意多向人大常委会作些报告，经常听到这种好的意见，积极性的建议。我们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也是一种改进。

　　那三年，代表工作也很活跃。1955年2月12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事处的决定》，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各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在地以及代表居住人数较多的重庆、青岛、旅大、鞍山等市，由当地人民委员会负责设立全国人大代表办事处。办事处酌设秘书1至3人，为住在本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办理秘书工作。1955年8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工作的决定》，并规定，为了解各地工作情况，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一般每年应当视察工作两次。

　　那三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逐步建立工作机构。一届全国人大设立了四个委员会，由两个是经常性的，即法案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195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设置了法律室、研究室、编译室、顾问室、民族室、人民接待室、秘书处和总务处等办事机构。1956年撤销顾问室，增设国际议会活动办公室。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处长 周大军）